《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的社区矫正人员公益劳动可能是一个适例，值得研究。

【注释】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这种趋势的集中表现是：不能以开放和改革的精神理解现行宪法有关条款背后的理念，并将相应的宪法条款都理解成了不可更易的信条。

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委会组成人员10人以上，可以向常委会书面提出对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在计划经济社会，我国政治法律资源配置完全是计划化的，其基本特点是从中央到地方，全部公共职位都分层集中控制，除最高层级外，每个层级都由其上层根据其认定的实际需要自上而下地分配这些职位，从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到各级行政机关官员、各级法院法官、各级检察院检察官，等等，基本都是如此。我国宪法本身没有肯定绝对化的人大至上观念。[9]例如，在所有由党委的政法委书记兼政府公安部门首长的地方，法院、检察院的地位实际上处于比政府的公安部门还低的位置。（二）规定法院、检察院向人大报告工作的相关法律条款有违现行宪法 法院、检察院向本级人大报告工作不是1982年宪法规定的体制，而是1978年宪法规定的内容。

1978年《宪法》第28条、第36条分别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最高法、最高检和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询。因此，在这方面的各种利益竞争和冲突，不论其在宪法框架内还是在宪法框架外，均是当代社会最激烈的竞争和冲突。[11]他称这种立场为微型一奥斯丁主义。

这是斯卡曼勋爵（后来的上议院大法官）在爱尔兰共和军实施恐怖活动时期所发表的演讲。这一价值用康德那著名的话来讲就是，个人本身是目的而非实现目的的手段。如果宣布一部法律生效，但是没有机构或程序来处理对该法的违反，该法律就不具有完全的约束力。尽管汤姆金斯的共和政治宪法论受到各种批评，但它至少可以表明，格里菲斯和他本人在英国语境下所谈论的日常政治并非毫无规范性可言。

[60]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第485～511页。总而言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英国政治宪法论，首先是以一种防御的姿态出现的。

[46]当今的政治宪法论者甚至自问自答道：政治宪法的本意是对政府权力不施加任何法律限制吗？不是。最大的不同在于规范内容的范围大小和精确程度，简言之，政治宪法的规范内容具有模糊性。对贝拉米而言，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当然主要是立法过程，应该有助于实现政治平等诸价值，有助于政治平衡和政治问责制之建立。真正把格里菲斯政治宪法论中所隐含的规范性揭示出来，并予以详细阐述的是后来的公法学家亚当·汤姆金斯和政治理论家理查德·贝拉米。

[77]我国学者高全喜教授将政治宪法学与我国学者朱苏力教授和强世功教授的法社会学区分开来，认为后者仅仅是政治宪法学努力的第一步。[36]前注[31]，G. Gee＆C. Webber文，第283页。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国政治宪法论者虽然没有大量直接引用英国政治宪法论，看起来与英国政治宪法论关系不大，但却在英国政治宪法论对法律宪法的反对声中以及在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合乎宪法的论断中找到了灵感。[66]参见前注[60]，陈端洪文，第485～511页。

这个道德的根基，便是康德意义上的自治。[72]我国的宪法问题不在于司法独立程度太高、法官权力太大，以致损害和削弱了人大的权威（或有损人民主权），也不在于个人权利太过张扬、权利话语太盛，以致败坏了政治、需要重申民选政治家和选举人在日常政治中的核心作用，而是在于中国法院和人大的作用都较小，法治和民主都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宪法总是在立法机关的掌控之中，也总是要受到质疑，总要被修订或修正—可以想见还要被废弃。这就是所谓的普通法宪政论。

正所谓宪法每天都在变……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合乎宪法。[33]在汤姆金斯和贝拉米那里，政治宪法论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规范性转向。[75]前注[64]，张千帆文，第887～906页。政治宪法论者的这一提醒或拓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政治宪法仍然是一个规范性的模型。[71]宪法之所以还要面临是不是法的质疑，那是因为我国宪政体制中缺乏让宪法成为法的程序和机制（至少是不完善）。

自《人权法》颁布之后，格里菲斯所担忧的问题似乎已经成为现实：宪法审查机制的建立，使议会权威受到某种限制，部分政策决定权从民选的议员那里转移到非民选的法官手中，自由主义者的宪法改革计划取得了成功，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法律宪法论的胜利。我国政治宪法论与英国政治宪法论在反对和批判宪法司法化的意义上的确有某种契合，但这种契合恰恰值得警惕和反思。

所以，借由日常的民主政治活动，宪法得以维持（不被破坏）—当然，也可借由同样的政治活动不断地加以更改和修正。[72]前注[64]，张千帆文，第887～906页。

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研究三十年：1978 ～ 2008 ,《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10页。只要共识没有达成，或临时达成后再次破裂，那么制宪行动就一直在进行之中。

（二）规范内容的模糊性 不难看出，尽管政治宪法具有规范内容，但与法律宪法的规范内容相比，它们具有不同的特征。对问题的治疗，只能是依政治方式运行的政治控制，[8]而那些法律上的措施，没有办法防止潜在的专制，黑尔什姆勋爵等人的提议不仅错误，而且相当危险。[26]英国虽然没有宪法典，但不等于没有宪法规范，只是这些规范没有编纂人一部法典而已。参见张千帆：论宪法的选择适用，《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第887～906页。

他们需要法律宪法的收敛。总之，无论是不成文宪法论和五个根本法论，还是非常政治论和转型宪法论，抑或后来的一党宪政国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从根本上否定现行宪法作为最高法律的效力。

在这个渠道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渠道（如民主政治）。其结果是，学术的精雕细琢成为人文学者和法政学人的趋同选择。

即使具体到法律层面，政治宪法也并非不需要法律的参与，世上不会有不要法律的宪法政府。但1998年11月9日《人权法》颁布之后，英国建立了一种被学者称为弱型宪法审查的制度，传统的议会主权实际上就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限制。

为了论述的方便，也是出于逻辑的必然，笔者用反规范性[76]来概括和指称我国政治宪法论的核心特征。[20]参见K. D. Ewing等文，（2013）12 German Law Journal 2103，pp. 2103～2295。[10]法律的概念不是一个道德的概念。四、对我国政治宪法论的批判 法律宪法论和政治宪法论的两分法，在我国相应的称谓是规范宪法学（含宪法解释学）和政治宪法学。

议会主权，是英国宪制中的一项牢不可破的原则，直至今日仍未有根本性动摇。如果结合《人权法》第2条公约权利的解释和第4条不一致宣告来理解，第3条所规定的解释权属于法院。

[18]这个异端的发展脉络是很清晰的。因此，我们不仅没有必要在两种模型之间作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且，为了完整地理解政治宪法论的内涵，我们还必须将法律宪法论纳入考察视野。

（一）我国政治宪法论的诞生背景 我国政治宪法论也有自身的理论背景和现实关切。五、结语 我国政治宪法论者批评我国宪法学不研究中国问题，专门研究假问题。